“西南田野的当地经验”北大系列讲座    

编者按：   2005年 4月 9日 至11日，受北京大学著名人类学者 王铭铭 教授之邀， 张锡禄 先生(云南大理学院)、 曾维益 先生(四川平武县方志办)、 马尔子 先生(四川西昌民族研究所) 三位来自云南、四川“边缘”的民族文化研究者在“中心”——北京大学，就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研究的个人经验开办了讲座。讲座精彩纷呈，给广大民俗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极大的启迪。也给我们目前民俗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三位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民俗学、人类学和民族学迫切需要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我们摘编于此，希望我们的民俗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真正由“边缘”走向“中心”。      

“西南田野的当地经验”北大讲座开场白    

王铭铭      

我们的教育中出现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只重视与国际接轨，忘记了与我们的过去接轨，特别是忘记了与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和50年代的民族研究接轨。      

北大正式有“人类学”这个名词以来，13年过去了。以往我们办了不少学术讲座，请的大多是海外学者。请海外学者来讲学，意义很大，可以让我们开目界，了解国际人类学的现状。可是，这些年来我渐渐感到，我们的教育中出现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只重视与国际接轨，忘记了与我们的过去接轨，特别是忘记了与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学和50年代的民族研究接轨。50年代以前的人类学家，大多被承认为人类学大师了，他们在50年代以后带出的一批民族研究者，也有很高成就和学术地位。而受5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代人类学家影响的学者，并没有全部得到机会在高校和专业科研机构任职，他们身处被研究的地方，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文化、风俗和文献都十分熟悉，据我看，他们研究成就实际已超过了“学院派”。我在东南地区调查时，感到对我最有益的就是那些地方学者的研究，他们做事谨慎而严密，知识也很广博。这几年，我在西南地区进行了一点研究和讲学活动，其间认识了一些地方研究者，今天这三位，是远方来客，他们是从西南来的地方民族文化研究精英。大理民族文化研究所的 张锡禄 先生，平武县方志办的 曾维益 先生，四川省凉山州民族研究所的 马尔子 先生。他们来，我很高兴。今天在座的听众，可能不认识这三位先生。他们和我以往请来的人不同，我以往请来做讲座的，动辄就是某某外 国 教授，带着某种对我们来说奇异的面孔出现，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我不是不喜欢海外的朋友，但坦白说，今天这三张面孔，这些年我更想见到。三位先生常年在某一个地方作田野，自费做研究，掌握了异常丰富的资料，整理和发表的著述很丰富。从他们的生涯里，我读出不同于我们的故事，认定这些故事对在座的也会有启发。我请他们来北大，意思在是要在这个自诩为“中心”的地方，加进“边缘”，使“边缘”成为中心的镜子。我便不多说了时间留给来讲座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