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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和文本写作例评(二)
2016-09-26 17:04 郭志超 


 

三、别致的民族志:《中国人类学逸史》

  人类学田野的调查单位是社区,而社区实际上就是社群。作为这一概念的延伸,调查一个分散性的文化群体,也可以是人类学田野的调查单位。《中国人类学逸史》[5]作者正是将中国人类学工作者作为他调研的群体。尽管作者并没有声称此书是民族志,但在我看来,这本书就是别致的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志。

  作者顾定国(Gregoy E Guldin)先生是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和人类学系教授,他经过多年的努力,进入了调研中国人类学变迁的田野工作的适宜角色。从20 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就倾心于中华文化的逐渐浸润。他曾作为访问学者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教,后来又在广东进行过几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还会讲普通话和粤语。这些使他在对中国人类学变迁史进行田野调查时便于参与观察,并在对中国的人类学同行的采访中更易赢得认同。从“老外”到“老顾”这一称谓的变化,正是这种认同的标志。《逸史》(简称)中大量的采访记录的引述,透露了受访人答述时心理的松弛和谈吐的直露。采访的口述材料形成的转述和概述也很信实。田野的口访资料较之文献资料具有较强的个性。书中可以经常读到受访人很有个性的陈述,这显示作者深谙民族志“传真”之堂奥。凭借大量生动、真实的调访材料,《逸史》的叙述栩栩如生,并激活了基于文献资料的冷硬叙述。这本关于中国人类学变迁的著作,因倚重于民族志口头资料而称为Saga,即大量不为人所知的轶事,Saga译为“逸史”,非常达雅。

  《逸史》对人类学采用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这四个分支学科的框架来描述。这绝不是作者以其客位的学术背景来框范中国人类学,而恰恰是如实地反映了对象的事实原貌和一定的主位心态。老一辈的人类学家不少兼通人类学的四个分支学科或其中的二三个,如:林耀华教授兼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人类学;费孝通教授赴英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之前,做过体质人类学的调研;林惠祥、梁钊韬教授都兼通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如果以单一分支学科来描述中国人类学,那将会顾此失彼。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许多中国人类学者像游鱼似的,从某一分支学科被“污名化”的河流遁入苟且生存的另一分科的河流,如果人类学不涵盖四支分科,许多人类学家就会“失踪”于文本。《逸史》描述的中国人类学四个分支学科及其综合研究,是已验证有效的学术传统。官方设定的学科分类与实际运作的学科关系,不是因果的宿命,而应该是相互协调的关系。

  梁钊韬教授学术活动编年是《逸史》的主线,作者因对梁先生进行“过多的叙述”而有担心被误解的顾虑。其实,以民族志文本的角度而观之,恰恰是有梁先生的生活史、学术史的聚焦,中国人类学变迁过程才是其一以贯之的典型表现。中国太大了,其人类学史又如此庞杂,以点概面的研究必受质疑。然而,《逸史》把梁先生这一“叶”置于中山大学人类学这一棵“树”上,再将中大人类学之“树”放在中国人类学之“林”里,这种多层次的“景深”既微且宏地展示了中国人类学变迁的全景长卷。处理“叶”与“树”的叙述关系易,而处理“叶”与“林”的关系则难。为此,作者以叙述梁先生生平片断的六个“焦点”的引子作为串联全书的佳构。《逸史》的副题为“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这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人类学变迁作三段划分的象征点明,简约的象征使繁杂的学术史朗然。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开辟的河道塑造了中国人类学的流相,把中国人类学放置于社会历史的大场景中,并揭示其关系,中国人类学的变迁由此获得了历史的解释。书以1986“梁先生七十寿辰”的场面开启,而后倒叙,末以“墓志铭”归于沉寂而隽永。人生易老,岁末叶凋,但中国人类学因其延绵的群体而不绝如流。作者把对中国人类学历史河流的审视目光投向现状和未来。最后部分的“人类学中国化”和“对中国及全球人类学的一些观察”这两章,既是对中国人类学变迁史的参悟,也是对中国人类学未来发展的发凡,这一结尾是民族志文本形式中不可或缺的分析性的总评论。

四、田野的虚幻:《山海遭遇天后宫》

  林耀华先生在其首次田野即到闽江下游的古田县调查之前,就指出:“科学研究的价值,在于公正的和客观的叙述……在民族志的领域里,像这样公正的客观的记载材料尤为重要。[6]事实是科研的基础,如果“事实”是杜撰的,根据这种虚假的事实得出的认识,纯属妄说。彭兆荣先生在田野调查后所写的《山海遭遇天后宫》[7]一文,就是事实虚假、观点错谬的例子。这种田野的虚幻,引起我们对田野所应崇奉的科学精神和遵循的学术规范的反思是沉重的。

  晚年的林耀华先生将其早期的部分作品辑成《从书斋到田野》,这一书名与田野工作的前期步骤正好吻合。进入田野之前要有相关的理论准备和知识准备,这就需要阅读有关的文献。关于妈祖崇拜在闽西的出现,早在南宋时,韩江、汀江的航运业已促使妈祖崇拜在闽西传播,并在汀州府城出现了崇祀的宫庙。在商人和官员的推动下,明中叶以后又有明显的发展。然而,彭先生对此浑然不觉,认为“海神妈祖”在闽粤赣山区、特别是闽西山区“落户”是“让人感到别扭”的现象,他以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汤子阁天后宫一例,对“闽粤赣的广大山区地带”,特别是“闽西山区”的“海神落户”,提出“山区的天后崇拜……并无原生基础,完全由当地华人华侨为引携”这一“原创”观点。他说:“相传汤子阁的天后宫始建于雍正时期,后因动乱、地震等原因寺庙多次被毁或迁址,准确年代已无可考。在山区建大后宫的始作者为一位中川籍海外华侨胡贞一先贤。

  且不说以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汤子阁天后宫一例,就对“闽粤赣的广大山区地带”,特别是“闽西山区”的“海神落户”,提出“山区的天后崇拜……并无原生基础,完全由当地华人华侨为引携”,从而使“海神在山区落户”这一误识的方法有谬;也且不说彭文提及的永定烟草的生产和贸易与妈祖崇拜的密切关系,同妈祖在山区传播“完全由华人华侨为引携”之说的自相矛盾;就是其立论依据——“在山区建天后宫的始作者为一位中川籍海外华侨胡贞一先贤”,本身就是虚假的“事实”。

  中川为胡氏单姓村。据中川《胡氏家谱》第二、三册载(始修于明万历年,多次续修,民国13年重修,1924年石印本),胡贞一,名逢亨,字伯山,贞一乃其号,生于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卒于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生当明清鼎革,乡里骚然,公惟闭户读书,足不履城市,遇有穷而无告者,辄周恤之。……以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 685)序选岁贡,四十年吏部大选,授漳州府平和县儒学履任。”“雍正九年(公元173 1)以县府公结绅持公呈上宪批准,既有实绩可据,理合奏请旌表,乃奉旨以居身严正,文行可师,崇祀乡贤祠。”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纂修的《汀州府志》有其传略:“胡逢亨,永定贡生,事孝亲。康熙丁巳岁饥,倾凛施粥乡民。黄井生幼聘詹氏,既而两姓俱贫欲离婚,逢亨捐金周恤,俾克完娶。海澄有鬻其子者,逢亨知为儒家子,赎归之。悯蛟潭河渡复溺为虞,捐田以给渡工,又修造下洋福广山和宁庵等处桥路,为利甚傅。[8]文中所说的“蛟潭”就在汤子阁天后宫坐落的旗山下,它是与汀江汇合为韩江的金丰溪流到此处形成的一处深潭,这里原有个古渡口即“蛟潭渡”。胡贞一“悯蛟潭渡急时多复溺,捐田以给渡工,并历年修造渡船等费”,若他有创建或修葺天后宫,至少《胡氏家谱》不致漏载。实际上,后改建于今址的汤子阁天后宫至晚建于明代,原建在西觉寺旁边,到了明末清初,才迁建于该寺附近的旗山上。[9]

  彭先生说,“相传汤子阁的天后宫始建于雍正时期”,而创建者为“中川籍海外华侨胡贞一先贤”。然而,胡贞一在雍正时早已作古,与彭先生所谓的“始建于雍正时期”“汤子阁的天后宫”有何相干?而且,不仅胡贞一未到过海外,就是与他同时代或更早的中川人也从未踏上“过番路”。乾隆年间胡兆学、胡映学兄弟出国到马来西亚沙捞越,是为中川华侨之始。后来,马来西亚也成为中川侨胞的主要分布地。当然,若发现可纠正文献说误的材料,可谓贡献。然而,彭先生对上述文献资料却讳莫如深。田野调查包括文献的搜集,对于明末清初的人物,不借助明摆着的文献,真是匪夷所思。莫非是汤子阁天后宫系由华侨创建就可以提出“新奇”观点的想法太有诱惑力了,以致抑制不住杜撰的冲动?莫非是对人类学田野调查除了耳闻目睹外还要搜集文献的基本学理不了解,以为田野可以与文献分道扬镳,从而产生了寡知无畏的杜撰勇气?在中川村,胡贞一是胡姓家族引为荣耀的大名人,其事略众所周知,人称“乡贤公”,其故居“乡贤”至今尚存,为其后裔所居。立于村口的其继配张氏的石牌坊毁于“文革”。所谓胡贞一的“海外华侨”说,只能是彭先生的信口开合,假如彭先生说胡贞一是个“海外华”,一定会让中川人目瞠口哆,传为笑料。

  如果再看看彭先生在这篇田野札记里所“升华”的错谬言论,就可以了解其上述杜撰并非偶然。为了说明受到压迫的“民间资本主义”成为移民海外的驱动力,彭先生杜撰式的“调研”仍意犹未尽,他说:“综观明清以来东南疆土的民间历史,一个规律很明显地凸显出来”,即:官方的禁海锁国不仅阻碍了“区域性商业资本主义(彭或用“民间资本主义——引者注)的拓展”,而且“阻碍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域性转型进程”。彭氏之语,令人惊诧。近代之前的明清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实质是资本主义关系前提条件的准备,而彭先生所谓“明清以来”的“民间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云云,令人目瞪口呆。田野产生的源头活水滋润着人类学园地,而虚幻的田野影响了人类学的学术尊严和声誉。

【参考文献】

[1]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镇[J].(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乙种第一号 ).1970.  

[2]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266.  

[3]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11-12.  

[4]黄树民.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M].素兰,纳日碧力戈译.京:三联书店.2002.  

[5]()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M].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 00.  

[6]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256.  

[7]彭兆荣.山海遭遇天后宫[J].读书,1999.(7).  

[8]()曾日瑛,李绂,等.汀州府志:卷31孝人[M].乾隆十七年修,同治六年刊本.  

[9]胡以按.中川史志[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97.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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