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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北川羌族的民间规约与文学创作
2016-09-22 14:32 张德明 

 

  摘 要: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受灾最严重的北川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地区,北川羌族的文化保护随之引起公众的重视。保护北川羌族的文化,当然要保护当地的民间文学,当地民间文学与民间规约之间是如何发展的,其关联如何,本文对此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探讨。

关键词:北川羌族;民间规约;民间文学;文学传播

我国有着上下五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除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之外,历代各民族民间仍有大量诸如族规祖训、盟约会款、寨规村约、会典祭仪等成文或不成文的誓约款规,简称民间规约。[1]民间规约,作为一种潜隐的力量不仅控制着人类日常生活行为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方式,同时还影响着规约框架下的文学创作模式。通过民间规约有效的渗透和折射,最终成为贯穿于作家们思维的精神理路和影响文学创作内部法则的逻辑力量。

一、四川北川羌族的乡规民约

在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羌族的前身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羌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之南,岷州、洮州以西的地段,历经沧海桑田,羌族或东迁、或南徙。目前,羌族主要生活在岷江中上游四川绵阳市北川县、阿坝州的汶川县、茂县和理县境内,共十多万人。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惯法。习惯法是约定俗成的或由团体首领制定宣布的,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即使有些是形诸于文字的,但因其不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所以仍属习惯法的范畴。习惯法分为显性习惯法和隐性习惯法两种,显性的习惯法成为成文法律的重要来源;隐性习惯法则以乡规民约和村规民约为载体,影响一个民族或地区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日常生活,进而成为指导人们从事精神文明创造的逻辑力量。

四川北川等地羌族的乡规民约和村规民约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这些规约成为约束羌民的行为准则。

从形态上看,羌族的民间规约主要有碑刻规约和口头传诵规约两大类别。碑刻式规约是关于本村寨羌民在民事方面诸如买卖、婚姻、相邻关系等的行为规范。如茂县合心坝寨的《永定章程碑》,汶川县雁门乡月里村有刻于清朝1885年的村规民约碑,记载了村民必须遵守的民约规定,汶川县威州乡铁邑村有形成于清代1878年的乡规民约碑,内容是关于羌民砍柴、放牛羊不得过界,以及修路、开店等方面的民众约定。[2]相比之下,口头传诵式规约在羌族民间规约中所占的比例更大。羌民虽然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于是口头传诵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途径,即便乡村规约也主要是通过口头传承达到妇孺皆知的目的。

从内容上看,四川北川羌族的乡村规约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依托宗教。按照羌族的传说,其始祖木吉殊(天神木比塔之女)创造了八九十种的各类规约,所有这些规约代表了天神的意志,任何人都不能违背。遇到羌民的节日,各村寨的首领一般强调遵守传统规约的重要性,以便大家传承遵循,因为这些民间规约反映了羌族的宗教和习俗。和世界上所有早期民族一样,羌族的宗教习俗同样遵循法国布留尔所阐释的原始思维逻辑。在羌族的原始宗教阶段,羌民们对世界的认知非常有限,他们奉行万物有灵的原则,物灵崇拜非常普及,凡是不能理解的事物,皆以神名之,为了得到神的支持、赐福和保护,在崇拜神的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习惯、禁忌和规矩。在崇拜神的同时,羌族人民还形成了自己的伦理观念,出现了判定善恶是非的一系列标准,从而使羌民有了依照宗教习俗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教谕众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做以及应当怎样做。举例来说,每年农历二月上旬的猪日、狗日这两天为“还愿节”(亦称“还愿会”)。节会上,一些人化装为鬼怪形状,象征破坏林木、偷盗抢劫、作风败坏等人,由众民追打,最后拴一草人置于神庙下,众人齐吼“唉戳”,意为“打倒”,以示人神共愤,最后用火枪射击草人,象征惩罚犯规之人,起着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作用。同时,这一节日也是“封山”的标帜,此后羌民均不得进山砍柴、打猎、积肥等,直至开山节为止。类似的习俗性规约还有不少,这些规约以宗教节会的形式出现,进而演变成民族禁忌,而这种禁忌又通过宗教仪式体现出来,最后达到警示作用。   

羌族的乡()规民约中还有大量涉及保护神树林的内容,强调神林内的一切植物、土地、水源不能冒犯,严格禁止狩猎、伐木、采集和开垦种植。

四川北川羌族的民间规约还体现在家规、家训和族规当中。羌民生活的血缘特征仍比较浓郁,这与羌民族的历史不无关系,为了抵御外敌并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羌民往往是家族聚居一处,生息繁衍。家庭聚居需要凝聚力,这种力量正源于家规家训和族规。每个家族聚居一处,依赖的正是各家的家规家训。有的家训中有教育子女的训言,和汉族的童蒙读物《三字经》比较相似:“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房门,烧茶饭,敬双亲,勤梳洗,爱干净,摊针线,莫懒身,做菜饭,敬公婆,要专心,待兄弟,要喜兴,有儿女,敬老人。”羌民的家族规训一般为父传子诵、母吟女承,要求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角色去做而不准违背。

由是观之,羌族的民间规约内容丰富,不仅和羌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而且部分规约直接成为该族民间文学的创作素材。

二、四川北川羌族的民间文学

四川北川羌族文学主要是民间口头文字。民歌包括山歌、酒歌、喜庆歌、情歌、祭祀歌等。有用羌语演唱和用汉语演唱两种。羌语演唱的民歌押脚韵,每句多是四音节、七音节或长短句的格式。传统山歌、酒歌往往有歌头或在句中句末加衬词。

北川羌族民间文学内容十分丰富。当地群众可以指着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流、每一道悬崖、每一座庙宇、每一个村寨,甚至针对日月星辰和飞禽走兽,讲出一个个优美生动的故事,或唱出一支支委婉动听的山歌。北川羌族的文学可分为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两大类别。前者主要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寓言和童话。

神话。羌族关于创世纪、天地、日月星辰和人类起源等方面的神话,有着浓郁的本民族的特色。以《盘古开天地》为例,盘古是一个狗头人身的拟人神。他在混沌中用手向上顶形成了天,用脚向下踩而形成了地,天每日向上长一丈,地每日向下沉一丈。当他睁眼时便成了白天,闭眼时便成了夜晚。如此一万二千年,直至他死后,他的眼睛又变成了太阳和月亮,汗珠变成了星辰,嘴里出的气变成了风和云,手和脚变成了高山和石头,毛发变成了树木和花草,虱子虮子变成了野兽和牛羊,于是便有了人类生存的世界。这则神话带有远古时期人类对自然界与自然现象最初的朴素的解释。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很多,有一则《兄妹射日制人烟》的神话,说天上有十个太阳,把大地晒成一片焦土,人类和万物都给晒死了,惟有兄妹俩躲在大柏树枝叶丛中得以幸免。兄妹俩用树杆和羊皮筋制成弓箭射掉九个太阳,太阳掉在地上变成了九龙山。后兄妹议婚,相约各在山南山北栽竹,若竹根能长在一起,又各在一座山头向下滚一扇石磨,若石磨合在一起,即可成亲。结果是竹根长在一起,石磨合在了一起,于是兄妹俩婚配。后来生下一个肉团,他们将其剁成肉渣向满山遍野撒去,肉渣即变成了许多人,并因所依附之物而得姓氏。这明显与原始社会的血缘制度有关。

传说。大禹是古代羌族杰出的代表人物,而据史籍记载,北川是大禹的出生地,在北川,有许多关于大禹的传说故事。“石纽”是大禹出生地的重要标志灵物。在今禹里羌族乡石纽村石纽山上,横卧一块巨石,为两石纽接而成,上有汉隶阳刻“石纽”二字。每当雨后初晴或风和日丽的清晨,石纽山上“石纽”灵石的上空,就会出现五彩祥云,蔚为壮观。在《羊皮鼓的出处》中,讲了两个相互衔接的传说。相传羌族早期有本民族的文字经书,写在白桦树皮上。在一次大迁徙中,一只白山羊偷吃了桦皮经书。首领一气之下,杀死了白山羊,用它的皮绷成鼓。从此羌人便没有了文字,单凭师传和记忆来传承经书的内容。端公作法事时,只要一敲羊皮鼓,便能清楚地记忆和流畅地演唱古奥的经文。

故事。羌族故事以生动有趣见长,往往又与传说和笑话相结合,形式多样。有些故事是组合式的,如《李扯火的故事》等,采取大故事套小故事的连环套结构,刻画了一个富有正义感、幽默感而又机智、古怪的“羌族的阿凡提”式的人物。有的故事中人物是一切有趣的人和事的高度集中、融合,或以一个中心人物穿插在许多故事之中。有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民族传奇色彩,如流传在东溪乡油坊沟一带的《赵野人的故事》。赵野人之所以是个毛孩,是被财主迫

害而出走,在云华山一个洞中长大并变成“野人”。他力大无比而又心地善良,帮助很多穷人解除了危难。

笑话、童话和寓言。四川北川羌族的民间笑话,讲述人根据不同场合,随讲随编,或根据某些笑话模式任意改编。其流行最广、内容最丰富精彩的,当数有关“瓜娃子”(傻子)的笑话。童话是羌人哄小孩子时讲述的故事,这类故事符合儿童的心理,用儿童的观点和口吻,娓娓道来,有一定的审美意义和教育意义。流传较广的有《熊外婆的故事》、《狼和小羊》、《饿鸟》、《阳雀的故事》、《种芝麻》等。此外,羌族的寓言也很丰富,且寓意深刻,语言质朴,有较高的文

学价值。如《毒药猫》。这则寓言说,毒药猫白天变成一个外表慈善的老婆婆,但眼睛红肿,指甲很长。指甲缝里藏有毒药,晚上变成一只凶恶的大猫,干残害人的勾当。其寓意是,一要警惕表面慈善的恶人,二要随时提防坏人的毒害,三要讲究清洁卫生,勤剪指甲,以免别人怀疑你是毒药猫。

北川羌族的民谣讲究音韵,供演唱为歌,供念说为谣。民歌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羌族生性豪放、乐观。北川羌族民歌属于古代流传下来的锅庄等舞蹈的伴舞歌词和端公演唱的经文,有的可以译出大意,有的则已经无从知晓它们的原意了。北川羌族民歌按内容可分为历史歌、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盘歌、对歌、苦歌等几类。

三、羌族民间规约与羌族文学的双向传播

表面上看,民间规约和民间文学之间泾渭分明,没有直接联系。而实际上,二者形成的时间虽不尽相同,但空间却是基本一样的。这样,有些后天形成的民间规约,有可能源自民间文学,如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等。当然,有些非神话、传说类的民间文学的形成,可能得力于民间规约,北川羌民是口口相传其民间规约,以文学形式传播这些规约的训诫。这样,民间规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双向传播,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就整体来看,北川羌族民间规约和民间文学的关系是前者以后者为载体进行传播的。比如,北川羌族的历史歌以咏唱本民族的历史故事为主,与民族宗教和习俗息息相关。如《布尼基》、《羌龙大战》等。在宗教生活极为普遍的羌民族中,接通人与神的桥梁,从形式上说是各种宗教仪式,从行为纽带来看则是各村寨都存在的端公。端公在川区汉人心目中不过是迷信和装神弄鬼的代名词,而在羌民聚居区,他们却是智慧、知识的化身,这些人上晓天文、下通

人情,成为羌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大凡各种宗教仪式都要端公来主持,端公主持节会,除了使用其如猴皮帽、响盘、铃铃、神棍、师刀、羊皮鼓等法器外,主要靠念诵《唱词》来使节会的各阶段有理有节,呈现出有条不紊的程序性。这种《端公唱词》,从北川的流传情况综合观之,数量共约72,其中有42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4段针对森林保护、惩治小偷而设,10段规范婚姻家庭,18段述及修桥补路、循规蹈矩、多做善事的好处,最后10段规定了出门要遵守的规矩。民间规约通过文学形式进行传播,由此可见一斑。

最集中反映民间规约的文学样式,可能当数仪式歌了。仪式歌是在婚丧嫁娶和宗教仪式上演唱的歌,如坐堂歌、嫁女歌、送亲歌、拜堂歌、贺新郎、闹新房、谢红爷、守孝歌、酒

歌、许愿歌、还愿歌等。仪式歌中首推“坐堂歌”,坐堂歌内容丰富多彩,据说旧时可以唱几天几夜不重复,且歌词很美。如:“一根竹子十二丫,又结葡萄又开花。前头结的金豆豆,后头开的羊角花。羊角花上洒点油,又打金簪又梳头。明早姐姐要出嫁,金簪别在云朵头。”任何一个民族的规约和文学,都无法绕过爱情婚姻这个母题。情歌中能反映出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许多风俗人情,包括年轻男女婚恋的一些禁忌和仪式。北川羌族的情歌在整个羌族民歌中占据的比重较大,且文学价值也较高。如一首“天上下雨地下流,鱼在河里摇尾巴,想个鱼儿来下酒,想个妹儿来当家。”对婚姻自由的追求,羌民可谓古已有之,传说木吉珠女神与人间男子斗安珠产生感情,其父天神木比塔极力阻拦,在斗安珠解答了天神提出的许多难题后,木比塔才允许女儿下嫁斗安珠。这个神话中,既展现了羌民对自由婚姻的憧憬,又反映了自由婚姻在羌族之史上并没有战胜包办婚姻。可见,神话在有关婚恋的民间规约形成和传播中,起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羌族有多姿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体现在宗教、礼仪、文学、娱乐、民间传说等许多方面。在北川羌族的讲唱作品中,有以文学形式劝诫羌人树立大自然保护意识的。文学与环保,就这样在羌族文学中得到了反映。羌族虽然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却没有本族文字,因而口头传诵是最重要的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途径,除了在茂县、汶川一些河坝或半高山羌区有引用汉文字将规约树碑立石外,在绝大部分羌族地区利用口头形式约定、宣布乡规民约却见之不鲜。同碑刻规约保护森林的目的一样,口诵规约也注重对林木的保护,其中,神树林的保护是第一位的,神树禁止砍伐樵采,禁止购买别人盗伐的神树,神树林里不能进去捞叶积肥。许多年龄在50岁以上的村民对旧有或现有的乡村规约都能心传口诵。这种口诵式的乡村规约以其自身便于记忆传诵、与民众生活贴近、行为禁忌与后果制裁紧密相联的特点,在所涉层面上比碑刻规约来得更为广泛和深入。同时又与碑刻式规约相互印证,相互发挥。这种对神树的保护意识不仅在风俗和碑文中存在,而且在羌族神话和端公经典中大量存在。如羌族神话《羊角花的来历》中的天神木比塔和王母用羊角花树枝削成人形放入地洞,经九天而出始有人类这则神话,隐喻着人由树生的含义。羌民总是视树之生命如自己的生命一般,故很多羌区的成年冠礼要在神树前进行,由端公领加冠少年向杉树或松枝行叩首跪拜的仪式,然后将五色线拴在杉木松树上,希望该少年与树同长,生命之树长青。再如,羌族端公经典中有一段叫《默勒格》,专门谈的是好坏黑白,禁止烧山,反对偷盗,反对在他人土地、山林内采药、打柴、放牧的行为等等。这种认识和反映世界的手段,是在“万物有灵论”的心理背景上由想象的类比发展而来的浓厚的主观幻想,以求得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一致。对于依山林而居住的羌民,难以弄明白的自然景观使他们不得不相信森林中必有一种主宰物质世界的、超现实、超自然、超人力的东西存在,甚至是无所不能的各种神秘力量的化身,于是产生树木有灵的观念。这种观念和传统保护活动,对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水源涵养和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综上所述,四川北川羌族的民间规约和民间文学看似不在同一个领域,其实存在着某种关联。研究民间规约,在从宗教、法律、民俗的视角关注的同时,还有必要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审视,这样有助于对民间规约的源头进行发掘,对民间规约的传播进行追踪。当然,通过对民间规约的研究,也有助于深化对羌族文学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古开弼:《我国历代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民间规约及其文化传承(),《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汶川县碑文资料卡》,震前存于四川省汶川县文化馆。

作者单位:张德明,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原文刊发于《当代文坛》2 0 0 9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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