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线 3
| 本站首页 | 本站专题 | 图片新闻 |
| 中心建设 | 科研项目 | 学术动态 | 学者简介 | 成果展示 | 学术交流 | 特色民风 | 田野调查 | 图书资料 | 表格下载 | 普及宣传 |
栏目导航 网站首页>>图书资料>>论著精典

本土文化的经典记忆与百姓社会生活的口述记忆
  发表日期:2016年9月23日  共浏览126 次      作者:潭继和  【编辑录入:mszx
     字体颜色:    【字体:放大 正常 缩小】  【双击鼠标左键自动滚屏】 【图片上滚动鼠标滚轮变焦图片】 

目前,口述历史及其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口述历史的特征是“保存‘记忆’,研究‘记忆’”,“这是块极富创造力与活动力的园地”。自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世界第一个口述历史研究室以来,各国已经出版了各种类型的口述史著作。目前四川相继出版的四本口述历史著作带着各自的特色贡献于口述历史研究领域,下面分章对四本口述历史著作进行学理分析,以期贡献于口述史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一、《蜀中琴人口述史》:本土文化的经典记忆

 

《蜀中琴人口述史》,汇集了蜀中琴人口述有关古琴艺术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有关蜀琴的琴艺、琴事、琴思、琴学诸方面的珍贵史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琴人群体的口述历史。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除了有关口述历史必须遵循的一般准则外,无现成章例可循。难得的是,编者能始终坚持“真实的记忆”与“全方位具象文化生活”的原则,经过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辛的口述记录与整理,终成此古琴本土文化的经典记忆之作。

口述历史的特征是“保存记忆、研究记忆”,它是“展现人的色彩、人的感情和人的思想”以及“最精彩、最有活力的人的活动”的社会文化生活史的真实记录。新世纪以来,口述史的国际潮流从政事、要人的记述,相继转向地区地域的历史记忆和底层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口述记忆这两大重点。虽然这些方面已出版了一些著作,但在音乐艺术领域还非常少见。因此,本书作为第一部琴人群体的口述史,也是第一部有关蜀琴文化的口述史,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本书以蜀中琴人个体作为“记忆”的单位,记的是个人学琴的生涯与经历,也可以说是芸芸琴生所见世、所闻世、所声闻世的曲折复杂的活动。但其透露的却是背后的宏大叙事,是百年来中国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以琴人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人的传承、思索、困惑、痛苦、挣扎、新生的隋感与心灵;也是百年来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中,以琴人为中心的一批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守者,通过口述所展示的非同常人的共有精神家园。直到现在,也还有人目他们为“文化保守者”,但正是这批“保守者”的“保守”,才使数千年的古琴艺术得以被当今世界认识和尊重,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本书的特别之处,正在于重点记述了民国时期直至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这批“文化保守者”的“保守”。

    我想在这里着重说一说古琴艺术作为本土文化经典记忆的价值。

    礼乐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根干,是中华人共有的精神家园。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密不可分,也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核心文化素质的体现。乐是礼成的形态,自古就得到祖先的重视。古琴源远久长,从殷周以来即为乐以成礼的重要乐器,((诗经》首篇《关雎》即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唐中六先生所编((中国乐舞诗》把“琴卷”列为首位,是很有见地的。诗之源流分为风与骚两大家,乐之流亚分为雅乐与俗乐两大系统,历史上分途发展,又相和相生。而古琴从古到今都是在雅乐体系中传承,最早的七弦琴被历代文人目为“阳春曲”,不属于“下里巴人”。它是文人雅集的产物,也是知识精典隋志的结穴之处。

    历代有关古琴的记述很多,但可惜古人并未重视古琴乐曲和古琴艺人的口述记载。虽然自西周以来,我们已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口述历史传统,但口述史并没有得到真正发展。《尚书》有口述,但主要是在位者的口诰,百姓的口述记载很允古代人只南宋有一篇《采石瓜洲毙亮记》的宴间话谈写本,是难得的一篇历史口述记录。到近代,中国的口述史仍然不多。而口述历史恰恰是历史的原生态。作为阳春白雪曲的古琴艺术,它发展衍变历史的原生态面目需要还原,就必须仰仗口述实录,这是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

本书的中心主题,是围绕着晚清以来蜀琴艺术的文化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发展轨迹来展开的。书中记录了二十多位琴人的个人经历和深层次的艺术思考:历代师徒相传的,首先是人品的磨炼,是在困境中的玉汝于成的亲身体验。这是其一。其二,关于蜀琴成派,既有晚清以来张孔山所传,成都叶氏一脉至今七代传承人群落代代砥砺而自成一系的真实记录,更有历代蜀琴,从相如绿绮到张道陵“独乐天真”,再到李白“万壑之声”、 苏轼“无弦之琴”,直至张孔山“滚拂流水”的蜀琴音脉神韵传承的理论思考。其三,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释道三学为古琴艺术和斫琴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和学识养料;反过来,“三教同声”,古琴艺术也为儒释道三学的形成发展史提供了一道从文化内涵到表现形式的亮丽风景线,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而蜀琴则为巴蜀文化神奇、神秘、神妙的特色和它在儒释道三学开源奠基上的作用,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在书中,宗性大师和张明心道长对此有独到的讲述。

这里先要提到唐中六先生。鉴于“地域流派”琴艺研究的缺失,唐先生励志于“理清巴蜀古琴传承发展的脉络”,以“诗以通琴史,琴以鸣诗魂”为宗旨,潜心研究巴蜀琴学。他走访过六十多位老琴家,得到丰富的资料,可说是开展川中琴家口述史的第一人。 他对蜀琴宗师张孔山及其周围诸琴友师徒的细密考察,对江浙、川渝、湘、晋、松辽琴人往来切磋交融而形成“蜀琴”“蜀音”特点的论述,是很可贵的。

曾成伟先生作为蜀派古琴第六代传人和杰出的斫琴师,回顾了他的外祖喻绍泽先生的古琴生涯及其以立德为重的琴学教育方式。尤其可贵的是成伟对蜀中古琴特色的描述,使人耳目一新。其中包括他听涛都江堰、弦断遇知音的灵性遭遇,他对琴学教育的独特见解,他对曾琴的独创体验,对蜀中琴人雅集与兴办琴馆、琴社的回忆……最后这一点特别有意义,四川的“仙友雅集”活动始于东汉,有汉安元年简州石室“会仙友仙集” 的碑文为证。近代琴友雅集是从晚清张孔山、叶介福等开始的,它既是三千年仙游活动传统的继承,也是蜀派古琴的一大特色。特别是蜀琴宗师裴铁侠、喻绍泽等自称“仙籍仙友”,经常组织以“琴心”为宗旨的雅集,那时“律和琴社”的沙堰雅会可说是蜀文化“琴胆文心”想象力特征的文化地标。本书对这些雅集活动在蜀琴艺术实践与理论创建上的作用有翔实的记述。

对古琴艺术史有研究的学者很稀少,已仙逝的学长、巴蜀音乐史研究专家朱舟泽民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对蜀琴史料的收集整理,其功甚巨,他对蜀琴艺术的原创性研究, 对巴蜀文宗杜甫、苏轼、郭沫若与音乐关系的论述,是留给我们蜀中琴界的宝贵遗产。

最后,关于本土特色的琴派称呼问题,还得饶舌几句。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四种提法:“蜀派”“川派” “泛川派”和“巴蜀琴派”。这四种提法,争论的实质是蜀琴的内涵有多深和外延有多宽的问题。本土琴派是起源于清末或是起源于古代哪个时期,这是该问题的焦点。这个问题还可以充分展开讨论,本书保留了这些歧见,就为这个问题的 百家争鸣,留下了丰富的口述资料和思想资料,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渊源上看,唐中六先生曾举阆中伏羲与华胥为例,认为蜀中古琴源于伏羲。但这个传说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史料是西汉司马相如的绿绮琴与《凤求凰》琴曲,他的琴器与琴曲不仅得到蜀人认同,而且得到历代诗人的认同,能不说他是蜀派古琴的滥觞吗?再说道教创立者张陵,“尤妙抚琴,别得真趣”,“真趣”是从琴中得来,是青城仙乐之魂,能不说他是蜀派神韵的开拓者吗?至于蜀琴何时成地域一派,一是离不开《蜀国弦》的出现, 二是离不开《流水》曲在蜀中的流传,从这两种史料均可看出蜀派古琴实际形成于唐代。

其一,《蜀国弦》是蜀派古琴形成的琴器与琴曲的标志。《蜀国弦》首先指的是琴器。清人王琦注李贺《蜀国弦》一诗有云:“蜀国弦,琴也。唐时琴材以蜀地为贵,故谓之蜀国弦。”说的是西蜀雷氏世家制琴。《蜀国弦》又是指琴曲名称。王琦又注:“蜀国弦,乐府曲名。”这首曲最早见于萧梁简文帝《蜀国弦》诗作,说它“妙舞自巴渝”,来源于武王伐纣时巴人的“巴渝舞”。“蜀国弦”又叫“蜀国四弦”,是相合歌辞“四弦曲”的一种, 位居乐府诗中平调、清调和瑟调三调之首,是一种独具蜀派特点的琴曲。它既有蜀派轻佚软曲的特点,又有蜀派“躁急若激浪奔雷”的勇毅健曲的特点。二者融合就是“蜀国弦” “蜀风”。另外,“蜀国弦”也是指蜀中特有的乐伎团队,永陵二十四伎乐石刻是明证。 其中,抚琴占有重要地位。必须指出的是,西蜀是唐代首屈一指的蜀国弦琴器制作的故乡。 从唐代成都雷氏世代制琴为历代珍藏,直至建国前成都琴人裴铁侠藏琴毁琴的故事,都说明“蜀国弦”的乐曲和乐器,是蜀人宝贵的传统。这个传统是蜀派古琴形成的明证。

其二,蜀中流传的《流水》曲是蜀派古琴的中心特色曲,是蜀派的特有文化标志。 唐代诗人李白、李宣古、温庭筠均有听蜀僧和蜀道弹琴的描写。他们的描绘多是蜀中山水“苍岩劈裂迸碎泉”、“牵我心灵入秋水”的琴韵特色,似与蜀中的《流水》曲有关。 西蜀《流水》曲最明确的记载是在宋代。北宋赵汴一琴一鹤入川上任成都知府,在《月夜听僧化宜弹琴》里说:“蜀国有良工,孙枝斫古桐。逢师写流水,为我益清风。”明确 提到了《流水》。蜀中《流水》曲的神韵在于曲中体现出来的神仙之气:“羽衣鹤氅古仙柏”,“应有仙人依树听”,“悲风流水,写出寥寥千古意”,这些宋人的诗句多说西蜀《流水》的特征在于“仙意”。因此,说蜀派古琴若“激浪奔雷”,这只是它仙气一方面的特征, 还应有仙气的另一面,舒缓急徐、水流花开,这也是它的特色。软与健的结合兼容才是蜀派古琴的特征。而这一特征所含蕴的仙气,即那仰望星空、迈向空灵的创造性想象力, 才是它的灵魂,它的根本特征。

我曾经论述过,中原文化重礼,楚文化重巫,巴文化重鬼,蜀文化重仙,这是这几种地域文化的特色。西蜀是仙源故乡,是昆仑神仙说最早发源的地方。蜀派古琴与巴蜀画派甚至巴蜀文学,都同样是以“仙”为传承的特征。所谓“仙”就是浪漫创造的文化想象力。从三星堆古蜀人,到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苏轼、杨慎、张问陶、郭沫若,“西蜀自古出文宗”,都有灵性浪漫主义的特征,他们之中不少是古琴大师。所以,张孔山的《流水》有深厚的巴蜀历史底蕴与蜀派音乐神韵的传承,不能把他看成孤立的创派人。他是近代蜀派古琴的开派者,但也是承袭汉代蜀派古琴的始作俑者司马相如,与道教创始者张道陵“弹琴咏进”的仙籍传统而来。而隋代蜀王杨秀“造琴千面,散在人间”,也说明蜀中斫琴渊源有自。所以,唐人赵耶利评蜀吴两派,认为各有特色,这是有见地的。蜀中古琴有两千多年起源和开派的历史,这是无须否认的。至于近现代的交流和传承, 地域超出了现代四川和重庆,这是中华地域文化交流的特殊现象,正是因为中华古琴文化是开放体系,才可能形成各自地域的特色。各派有共同的特点,又有各自地域的特色,共同性占据着主流地位,差异特色性是次流现象,故吴蜀两派从张孔山到今天江浙川渝琴家能够互融,这正是中国古琴文化的特色。因此,蜀中这个琴派应称“蜀派古琴”较妥,它是“巴蜀琴派”的简称,因为“巴蜀”可以简称为“蜀”。它可以包含四川、重庆以及巴蜀同俗区域,因为这些地域都在巴蜀文化圈以内。反过来说,“川派”和“泛川派”可 以是近代蜀派的称谓,但它不能涵盖两千年渊源流长的蜀派古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二、《江家堰调查》:来自社会底层的口述历史

 

《江家堰调查》的作者说他的书是“以村庄为对象的微观史学著作,主要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尽可能从农民的视角来描述农村的发展变化”。这句话正说明了本书最重要的特色。它是一本口述历史著作,是一本从“口述史料”层面提升到“口述历史”层面的佳作。目前,口述历史及其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但有关口述历史的相关概念,学者之间认识不同,分歧很大。什么是口述历史?口述历史与口述史料有何区别? 最近,左玉河同志《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一文对学者之间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作了评述。目前多数学者根据美国唐纳德里奇的定义:“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述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认同“口述历史”就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其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研究,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但正如唐纳德里奇一再声明过的口述历史是一块极富创造力与活动力的园地,无法以单一的定义来界定、掌握。上述多数学者认同的定义,虽然力图区分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界限,却又恰恰陷人了“单一性界定”的泽地,因而目前国内大多数所谓“口述历史”出版物,实际上都只是口述史料的记录,并未进入“口述历史”的层面。依我个人的见解,从未来口述史发展的趋势看,如果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应包括“口述史料”、“口述历史”、“口述史学”三个层面。“口述史料”是对当事人的“记忆”的记录(既包括访谈者的记录,也包括受访者自身以“记忆”形式写作的“记录”)。“口述历史”是指受访者根据口述史料而用“论从史出”的方法加以一定理论提升和逻辑推理的史学著作。“口述史学”则是对口述史的性质、范围、原则、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研究的理论著作,也即“口述理论”。用这个标准来看,此书作者以一个村庄的农民为口述对象,以坚韧的毅力和长达三年深入农村基层的访谈实践,获得了“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双丰收。这让我对上述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思考。我相信读者细读本书,还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进一步说,对我饶有兴味的,《江家堰调查》这本书,既是史学研究走向新潮流的产物,又是向历史学原生态回归的结果。

我们知道,口述历史的核心是“记忆”,是能够被提取和保存、能够发挥研究效应和社会公众效应的“记忆”。口述史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被古尔德所提倡,但它的高潮的兴起,却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数字化时代”的推动。它使传统主流史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质的变动,其新趋势是“从主流历史学的学术研究转向对记忆的研究”。从此书的性质看,它是口述历史的全球化新浪潮中一朵值得珍视的浪花。作者自身也以自己踏实的业绩,加人到了口述史学工作者的行列,这是一个特殊的“史学界惟一专门和活人打交道的历史学家”的群体,现在正日益发展起来。

说此书是向历史学原生态的回归,这是因为历史学最初就是从口头历史开始的。这一点,目前学者之间有争论。不过,早在文字出现以前,原始部族已有口传的首先是祖先的历史故事,这却是事实。从殷周以来就有巫史,有“右史记言,左史记事”的传统。“记言”的史官,就是最早的口述史工作者。1773年,著名英国学者约翰逊就认为:“所有的历史最初时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的。”《史记》的《游侠列传》就是司马迁根据访谈记录而写的“口述历史”。宋代时已有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记述两种区别,前者被叫做“史底”,后者被叫做“本事”。如蹇驹《采石瓜州斃亮记》,其语体本是当时采石一战刚结束时,蹇驹“获侍燕() 间,闻是事甚详”而采访的记录,实即“口述史料”,当时叫做“史底”。后来,他又加工整理删削为文言体本,叫做“本事”,这就是“口述历史”了。

应该说,中国自西周以来就已有“记言”的口述史料与“记事”的口述历史并行的传统,这是中国史学的原生态,只是我们当代学者还未重视罢了。因此,借此书的出版,宣传一下向历史学原生态传统的回归,希望有更多的人重视“口述史”,这还是有好处的。

此书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村落变迁”为题,正表明它的重心是专注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尤其是乡村生活。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当前的口述史,以要人、要事、决策、重大功过、社会热点为题材的居多,而以社会生活为题材,以普通民众为中心人物的还不多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计划采集普通民众的口述史料,也仅是开始阶段。美国和中国台湾出版的口述史则多为军政要人。因此,转向以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作为口述史重点,实是历史学深人到社会生活深处的需要,“是将麦克风交给人民的时候了,是该让人民来说话了。”

此书选择了“三农”问题这个尖端课题,深人到乡间村落、酒肆茶访、菜地农家,釆访农夫、菜农、粮农、商人、老幼妇孺,并发掘出农村家庭四十多年记载不间断的生活账本,又是植根于成都平原这块肥壤沃土上,这简直是弥足珍贵的发现,是口述历史方法探索的珍贵实践。目前还没有一本全面探析成都平原如何走向新农村建设的曲折道路的著作,此书对此是一个贡献。农村改革走到今天,面临新的路径选择。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成果如何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直接关系到农村未来的发展。“解决‘三农’问题难度很大,任务艰巨,但也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温家宝总理语)这靠空洞的理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靠的是实践,农民的生活实践,包括理论工作者贴近农村生活的实践。城市化与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城乡一体化是这一进程中一个新阶段的产物。“城乡一体化”,不应该是农村城市化,也不是城市乡村化,而应是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过两种城市化的途径:一种是日耳曼的“乡村城市化”,造成了城乡的尖锐对立。一种是古代东方社会的“城市乡村化”,城市就是自然经济为主体的有城垣的农村,农村与城市有天然的联系,造就了一个个城乡生态和谐发展的“田园共和国”的城市。我们国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成都平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农民如何融入现代社会,城市化的优越性如何,其消极负面影响有没有,新农村建设可选择什么样的模式,等等问题都需要在实践运动中得到解答。而这种解答,存在于农村、农民以及农业产业的生动实践和日常农村生活之中。我们需要直接听一听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声音,需要倾听农民的回顾、呼喊和欲望,倾听他们对深化改革的诉求,那么,就请从此书里“观”一“观”农民的“世音”吧,这里就不再饶舌了。

 

三、《亲历:五十年金牛记忆》:老百姓社会生活的真实口述记忆

 

这是一本特殊地域的口述编年史,是一本“展现人的色彩,人的感情和人的思想”以及“最精彩最有活力的人的活动”的社会生活史的真实记录,这是本书难能可贵之处,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一是它以底层百姓真实的记忆,验证了中国现代化历程是活生生的芸芸众生的曲折复杂的活动的历史,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区域,却透露出背后的宏大叙事。

从具象看,1960718日,成都金牛坝设置金牛区行政建制的这一天,是本书编年叙事的起点。从宏观看,这一年是新中国现代化历程上关键的一年。从戊戌、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发展到1949年出现了现代化质变的新机遇,本可进入正常的发展轨迹,遗憾的是出现了各种反复和曲折。到1958年提出“大跃进”,提出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强调建设速度,迅速地出现了急躁冒进,高指标瞎指挥,把现代化的良好愿景引向错误的途径,带来严重灾难性后果。本来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真正可以从此起步,但可惜的是这个起步,走歪了脚步,以后出现了更多挫折和反复,到1960年,老百姓怀抱对现代化的强烈憧憬,却在生活上承受着缺粮饿死的困境。从1958年到1960年,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化复杂转折的历史关头。它同芸芸众生每一个人都有着密切关系,同金牛区人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作为历史性的错误决策——“大跃进”,反对“右倾保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在195838日在成都金牛坝召开的,而这条路线发展到1960年,进入困难时期,恰恰又正遇撤销成都郊区,在金牛坝建立金牛区政府的时期,金牛区建制开始这件小事,就这样奇妙地同成都会议这件全国性历史转折点的大事联系在一起,它的结合点就是金牛坝。这就使得金牛坝和金牛区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刻上了特殊的历史印痕,其“历史记忆”就具有了特殊意义的价值。本书通过十多万字的口述资料,保存和挖掘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公众记忆”,并对这种“记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趣的是,这一“历史记忆”是从上述历史的特殊时期开始的,凸显了这一特殊时刻的教训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深远意义。而这一“历史记忆”一直编年走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直到现时刻的2008年,这又预示着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于现代化前景还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到未来的光明意义。这些“记忆”看来都是生活中鲜活的小事,却让我们深深地震撼,不能不认真地回顾和思考,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充满着经验和教训。今后也还会产生不少经验和教训,提醒我们把这种口述编年史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二是透过金牛区的口述编年历程,展现了一个区域从封闭型乡村社会走向改革开放的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生动活泼、五彩缤纷的全方位具象社会生活。从缺衣少食到攀富比美,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巨变,是这一全方位社会生活的形象标志。

本书把从1960年到2008年金牛区48年的历史,划分为“我们的乡村”“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家园”三个阶段,这是很深意的。它体现了最早作为成都城市郊区的乡村生活是如何向城市化转型的;城市化进程对农村对农民的思维、习俗、文化直至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冲击;农村体制改革又是如何艰难起步的;在改革开放时期区划的调整又如何使行政区建制的性质与内容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城乡二元机构如何在以城带乡的区划中逐步释放出冲向改革的活力;旧城改造、市政拆迁、锦江综合整治又如何使城市滨河经济衰败区域走向新生;红白庙子股市,会展经济、房地产品牌、农村合作基金、世界500强企业等等现代化新因素又如何进入金牛人的社会生活,引领金牛区走向市场经济的;撤销建制、实践“三集中”,农民对社保对公共文化的诉求又是如何走向城乡统筹一体化的,等等。

进一步观察,成都城市经济与社会4000年发展的历史,其基本动力来自于静态的封闭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同动态的改革开放的工商业生产生活方式的矛盾运动,解决这一矛盾运动的方式,在这个城市的农业社会时期、工业社会时期和信息社会时期是各不相同的。本书叙述的只是金牛区48年一页短短的历史,但它却最集中地体现了一个具体区域是如何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而发生沧桑巨变的。本书中记述的金牛区社会方方面面的进程,正是解决这一矛盾运动的特殊方式最生动、最鲜活的体现。这个特殊方式就是城市化加现代化,这是历史的主线,也是今日金牛区沧桑巨变的灵魂,我们会从本书讲诉的各种事件里,鲜明地感受到灵魂的脉动和主线的跳跃。

三是本书口述的重心转向专注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从中可以听到普通民众最真实的诉求,这是历史叙事方式转型的体现。

未来的历史会向我们今日的口述历史要求些什么?口述历史在“公众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历史有多大价值?这都是当前口述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那么,请带着这些问题从本书中体验一下吧。它生动地说明口述历史未来的方向,相对于主流历史研究来说,具有现代转型的意义。主流历史研究拘泥于形式化的正史,很少社会生活,很少人的活动,而口述史却把“一般平民大众的非正式历史——他们如何谈论自己的工作、爱情、食物、纵乐狂欢、困境和忧伤”提到正式历史的地位,这是社会发展史叙事方式的真正转型,是由分析的历史、形式历史转向人民是历史主人翁活动的历史的真正转型。当代社会的多元性和瞬变性,很难再用旧的社会发屣史叙事框架来规范,它需要新的叙事方式。底层口述史描述普通人的生活.其叙事方式是自然流露、性灵抒写、贴近生活,口语化甚至方言化,有鲜明的个性,有原实的原生态。它不考虑逻辑顺序,是讲述人思维顺序的原始记录,这是真正鲜活的历史的本来面目,不是历史学家叙述的历史。这是历史学转型到社会生活上深处的需要,也是本书真正的价值和优势所在。

最后,本书的视角多偏向农民朋友,着墨于他们最精彩最有活力的曰常活动,这是难得的优点。

温家宝总理说:“解决‘三农’问题难度很大,任务艰巨,但也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靠空洞的理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靠的是实践,农民的生活实践。城市化与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城乡一体化是这一进程中一个新阶段的产物。“城乡一体化”不是农村城市化,也不是城市农村化,而是城乡统筹发展协调化。马克思曾经指出古代东方社会多“田园共和国”似的城市。城市就是自然经济为主体的有城垣的农村,农村与城市有天然的联系。这种历史关系造就了一个个城乡生态、文态和谐发展的“田园城市”,这是历史优势。全城成都如何凭借这一历史优势,塑造全城成都新农村风貌的特色,农民如何融入现代社会,全城成都该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这些问题需要在实践运动中得到解答。本书的另一个优点是真实记录了农民以及农业产业化的生动实践和日常农村生活。我们在这本书里可以听到社会底层的声音,听到农民的回顾、呼喊和愿景以及他们对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的诉求,在这里我就不再饶舌了。

 

四、《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保存和研究成都非遗的历史记忆

 

《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汇集了成都市“非遗”方方面面作为传承人的大师们口述的珍贵史料。 是四川省“非遗”方方面面第一本系统的传承人口述史,在全国也是“非遗”口述不可多见的珍稀史料。这本书是成都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与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合作,为贯彻落实《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加强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为弘扬和传承成都历史悠久、特色突出的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发挥文史资料传史、资政、崇文、敬徳的社会效益。经过长期的采访和征集工作编选而成的。我是成都市政协一位老常委,曾长期参加市政协文史委工作,能作为该书的第一读者忝列序端,既感荣幸,又觉惭愧。顾炎武早有“人之患在好为人序”的训诫,故而惶惑。但作为第一读者,捧读本书,又欣慰有加,甚感这是一部以口述史为特色的传承本土文化的经典记忆,保护和传承成郎非物质文化财富的佳作,具有重要的传承价值和文化价值,是盛世修史的一件盛世,理应弘扬和宣传,故乐为之序。

本书有两大特点:

保存记忆,研究记忆,以口述史方式展现“非遗”传承的“全方位具象文化生活”,是这本书第一个出色的亮点。

21世纪以来,口述史已成为国际史学转型的潮流和历史学来来发展的方向,因而越来越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重点。口述史记述的重点内容,也从重在对政事、要人的记述,相继转向重在对地域文化的历史记忆和对底层社会文化生活的口述记忆这两大重点。通俗地说,也就是把历史的话筒由权贵精英转交给普通老百姓的时候到了。本书恰恰体现了这两大特点。故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本书以成都“非遗”传承大师群体作为“记忆”单位,记的是个人传承某项“非遗的生涯和经历,记的是个人所见所闻所亲历及个人的感思,记的是对某项“非遗”传承的复杂的思考和未来发展的新建议,但其背后透露的则是有关民族文化复兴的宏大叙事,是为民族文化复兴而矢志不移的一代一代“非遗”大师们的坎坷、曲折的学艺学文学德的传承经历,是对民族传统“非遗”文化的客观的深刻的思索、困惑,直至获得新生和弘传喜悦的情感与心灵。正是通过这些口述,使读者看到了他们对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非同寻常的坚守和真情。阅读这些口述史和回忆录,使读者能更加体会到成都“非遗”之所以能作为中国“非遗”中的有神秘特色又有永恒魅力的,还有吸引第一视角冲击力的地方文化,从而受到海内外的喜爱和尊重,是与成都一大批“非遗”传承人的非凡技艺、情操、品德、修行的艰巨努力分不开的。

“非遗”是几千年口传心授、活态基因从未间断的产物。活态文化传承,靠一代又代师徒相授,是它最重要的特点,这些活态的知识、经验和信息,特别是师徒传承人之间师德师艺合一的生动传授过程,是我们在书写的历史中很难见到的,其中的细节和场景更是非口述的书本史捕捉不到的。口述史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还原了历史的细节,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本来就是具象的而不是抽象的。本书集中了成都数十位“非遗”传承人和大师的口述,叙述方式活跃,不少情节真实而生动,表达的思想感情细腻而丰富,非常感人。例如:读到“川剧当代第一小生”蓝光临先生“一曲 《惊梦》 惊北京,好似当年魏长生”的曲折经历,晓艇学博从师学艺的专注与“踢慧眼”精坤,李笑非、孙普协等川剧名角艺术家与刘芸、陈巧茹等名伶艺术家的感人记述,使嘟着自然会把川剧发展史,由乾隆时川剧的发轫者魏长生到花部戏两百多年衍变的历史,同今天川剧艺术家们加以传承发扬光大的现实努力连接起来,从而生发出眷恋川剧“俱发逸兴壮思飞”的内在自然感情。这种川剧情感教育很重要,而今人缺乏这种内在自然感情,正是今天川剧难于振兴的最大障碍。又如俞秦琴对蜀派古琴大师俞伯荪有关“诗可入琴”“琴可入诗”“琴可入戏”“戏可入琴”等等创新性理念产生过程的记述,展现了古琴理论创新思维践行的真实面貌,呆板的理论被叙述得生动有趣,使读者对“非遗”的理解,自然由表演技艺的形而上层面,上升到哲理、信仰、智慧的形而上层面。这些论述抓住了成都文化和成都精神的神髓,值得我们珍视。再如金钱板大师邹忠新“三才竹板通天下,文明美德建中华”的高尚情怀,青城太极传承大师刘绥滨要将中华武术弘传于一亿人的期望,我颇熟悉的清音传承人程永玲很想为“清音”出本书渴望,“成都工艺四大名旦”蜀锦、蜀绣、漆器、金银丝釦器、瓷胎竹编、竹麻号子等等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成都“非遗”诸位大师们的口述,都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幅老成都人与成都“非遗”与生俱来的割不断的历史情缘,以及他们对弘传成都“非遗”的热忱和情愫的优美画卷。总之,成都“非遗”是成都人精神之根,是成都文化之魂。这是通过这本口述史才能得到的感悟和体验,是其他形式的历史书难以具有的优势和优点。

    本书的第二个出色的亮点,是展示了成都 “非遗” 的历史悠长、来源悠远、土生土长、川味独特的特色。

成都“非遗”可追溯到二千五百年前蜀王为思念武都山精变化成的王妃所创作的《臾邪歌》《陇归曲》,二千三百年前蜀人嘲笑秦人“东方牧犊儿”等具有蜀地特色的音乐歌曲和金牛道号子。唐代“蜀戏冠天下”,成都“非遗”许多项目占有全国领先地位,傀儡戏、木偶戏、参军戏、猴戏、时事讽刺剧、舞台水纹地衣机械化布景以及竹枝词均起源于蜀,连“唐杂剧”这个名称也起源于蜀。他们是今日成都川剧、木偶戏、被单戏、杂技、清音等等“非遗”艺术的直接渊源,竹麻号子与平乐制纸艺术,则与唐代成都麻纸和成都作为世界雕版印刷术起源地等因素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再加上世界第一的临邛火井(天然气)的最早发现和开采,汉代成都说唱俑的大量出土,汉代世界漆器中心的形成, 汉代蜀锦畅销西域丝绸之路,有蜀锦织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在吐鲁番岀土,宋代成都是世界纸币的故乡等等光彩耀目的“非遗”文化记录,证明成都“非遗”起源、形成和发展历史的悠远,是成都文化几千年世代积累的宝贵财富,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不可多见的一支地域文化的奇葩。

成都“非遗”种类繁多,最突出的特色是川味独特,蜀韵迷人,这是其他地域文化所没有的,从本书中不少传承人的口述可以说明,正是川味特色和乡恋乡情,促使他们走上学习,继承和传扬成都“非遗”艺术的曲折发展之路。例如:青城道教音乐源于成都,成都作为古蜀仙道和道教洞经音乐的起源地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蜀派古琴源于司马相如绿绮琴《凤求凰》到张孔山《流水》已有两千年传承史。川剧、糖画、郫县豆瓣、成都小吃、成都美食等等,皆因其土生土长的川味而具有独特魅力。

总之,绚丽多姿、丰富厚重、川味独特的成都“非遗”资源是成都人生命记忆的根,是西蜀文化之根,也是“中国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成都人特有的精神世界和心灵活动,集中表现为成都人幽默浪漫、 逍遥自在、不循故辙、创新不止的思维特征。从金沙的诡异到相如的“控引天地”;从说唱艺术之祖“成都说唱俑”的诙谐到木偶、灯影戏的奔放;从三星堆、金沙古蜀人羽化飞仙的梦想到成都人逍遥自在行云流水似神仙的生活态度;从川剧的表象求真到小曲大调的和谐,无不展示出成都人神奇、神秘、神妙的心灵世界和多姿、多彩、多态的成都神韵,这是大千世界中最丰富、最细腻、不同凡响的思维情感文化领域,而成都人独有其自身认同方式的奉献,故杜甫称赞成都人是“但逢新人民”的“新”, 成都城是“喧然名都会”,成都文明状况是“信美无与适”,其“非遗”美妙无比。这些“非遗”不仅存在于表演艺术中,还浸润在成都民众民风民习民生的方方面面.成为成都人心灵的泉水,精神创造的内在动力,构建美丽和谐成都的精神家园。因此,这是成都人最值得珍视的遗产,需要全力加以保护和传承。

由于“非遗”传承的活态特性和记忆性,因而其保护传承模式往往趋于多元化,令我们无所适从。这本口述史记录了不少传承人的呼吁和建议,对“非遗”保护的有效途径作了可贵的探索。它提醒我们对于“非遗”需要在多种多样的保护和传承模式中,思考和求索一种创新性的保护方式,目的在于激活它的活态基因,唤醒它的沉睡记忆。虽然我们可以为此数出若干种保护模式和对策,但我觉得只有一种是最根本而有效的,那就是本书所透露的传承人与大师们对成都“非遗”艺术的专注、执着和热诚精神,这种精神本身就是最具文化延续力和创造力的保护方式。因此需要我们从唤醒民族记忆,激活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高度,对这些成都“非遗”传承的大师们多加爱护、关注和保护,这也是保护成都文化精神标志的一项必要工作。



上一篇:
下一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口述史研究

 相关专题:

·专题1信息无

·专题2信息无
 
  热门文章:
 · 四川民俗文化论著索引数据库 [7988]
 · 民间文化研究中心资料室简介 [5204]
 · 中心参加首届康藏国际研讨会 [4909]
 · 中心参加2007̶ [4697]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相关评论:(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2017年11月22日 星期三


 

Copyright 2004-2008 Research Center Of Folk Culture Rights Reserved
民间文化研究中心 版权所有 2004-2006
地址: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西路166号,绵阳师范学院磨家校区,邮编:621006
电子邮箱:mszxmy@163.com 电话:0816-2579041
页面执行时间:109.375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