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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乡随俗的田野作业——民俗学方法论之一
  发表日期:2009年5月7日  共浏览1678 次      作者:乌丙安  【编辑录入:ms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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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朋友、各位新朋友,各位老朋友,各位小朋友:

     我的题目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入乡随俗是我们海峡两岸乃至全世界华人都知道的词,它用在我们的术语上,也是响当当的。我从事几十年的民俗学研究,我的实践,我的田野作业就是这样开始的,所以我说,第一个发言我就从原始谈起,就是最古老的方法:入乡随俗。

    我个人认为,民俗学方法论里的入乡随俗方法有两个小的基本点(还有很多别的基本点,我现在讲这两个基本点):第一个就是民俗本体。民俗本体就是民俗对其拥有者、承载者自发养成的文化习俗惯制体系和民间智慧的传承体系。什么是民俗本体,我是这么看的,大家可以批评。谈到本体的时候,就必须想到它的主体,谁承载,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传承人,民俗拥有者,在座的每个人不都是代表性传承人,但都是民俗拥有者、承载者,自发地养成了它的文化传承惯制体系。比如我是蒙古族,我现在身上大量汉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习俗惯制,这是后来的。我自己属于我母体母胎的文化是我自己民族的,是特有的那个地方民族的,连新疆的蒙古族跟我都不一样,辽宁的蒙古族也跟我不一样。我是呼和浩特巴盟(巴彦淖尔盟)、乌盟(乌兰察布盟)那边的民俗承载者。但今天我同时又是个民俗学的工作者,要到苗寨、傣寨,甚至还要到别的地方,我也去过台湾,到过原住民那里,我们要做工作。这就是第二个基本点:要研究民俗对象,我们看到的,我们深入到那个地方,我们是一个民俗观察者,是一个研究者,这以后出现的东西都是自觉的,而不是自发的。我受过了教育,经过了钟敬文教授的培育,经过了我们同行的研讨,我们同学的努力,习得的文化习俗惯制体系、社会知识。这是一个教育体系,而不是传承体系。这两个东西往往是结合在一身的,在座的所有民俗学者、人类学者、社会学者恐怕都有这感觉。比如说,一个心理学家(现在全世界的心理医生很火),心理医生的特点是,他自己要为别人医治,要医治别人的心理障碍,测察别人的心理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本身的心理谁来测察呢?这样,全世界的心理医生都要定期的由更高一级的心理学家来测察他们的心理障碍、心理病症。一身兼二任,他既是一个临床的心理医生,同时他也是承载着各种心理病症的人。就是说,在田野调查之前,要做好这样一个认知的准备,知道自己双重角色。当我到了蒙古草原做调查的时候,我几乎是等于回归,而不是入乡随俗,也不是入乡问俗,也不是入乡访俗,而是入乡归俗,我回到我那个最熟悉的习俗中去。这就是角色的问题。具体讲如下两种方法:

    一、坚持运用民俗学方法入乡随俗的体验法:在运用民俗学方法的时候,我得考虑我自己的角色。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角色,作为我自己,我大体上要抓住两个角色,多角色不在这里。比如田青教授,他不是个宗教信仰者(至少现在我知道他不是),他要去研究宗教音乐,他研究佛、道。他要是信佛,他不会去研究道,或者研究不了道;他要是信了道,他研究不了佛。有可能,这种角色是多的。他现在跳出来,既非道也非佛,他是一个学者,民族音乐学学者,这个立场很有意思。所以我讲,角色有两个可以研究的,就是既有的原生性民俗文化归属的传承者角色,比如,我是蒙古族的原生性文化,十六七岁我就在大的喇嘛庙(巴盟杭锦后旗梅林庙)里念的高中,包括英语都是在那个喇嘛庙里的“国立高中”学的,12岁以前我是锡力图召的小“班弟”,(小班弟就是小喇嘛)12岁以后被赎回来“还俗”。又拥有观察和研究该民俗文化的专业工作者角色,就是说既是传承者角色,同时又具有这个民俗文化专业工作者角色,比如邢莉老师,她是蒙古族,她自己还要研究蒙古族。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角色重合。有一大批我的同族蒙古族学者,既是受蒙古族原生民俗文化哺育的、教养的,又是蒙古精英文化的受教育者。这两者重合,产生更多的是对自己本民族原生民俗的偏爱,不是理性的,是感性的,情绪色彩是很浓的,非常喜欢自己民族的文化,所以她一旦回去,在那里充满了感情,参与到自己的民俗活动当中去,这是一种。第二就是,已经有原生性民俗文化归属的传承者角色,去观察、体验和研究异质民俗的,比如说我要到台湾考察泰雅、阿美,到西双版纳考察傣族,到红河谷考察彝族。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角色冲突,我不熟悉那里的歌,比如我去拜访海菜腔的两位老传人——那两个著名的原生态歌唱家李怀秀、李怀福姐弟的老师,他们谈怎样培养弟子。那里出现了一批有和那位女歌手一样歌声的女孩子,只是长得没她那么漂亮,我跟她老师学弹月琴,我没有拥有,但我知道了怎样的指法,怎么摁弦。在座的宋兆麟研究员,我很佩服他,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到异质文化区域去做调查,而且那么成功。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角色冲突在一开始会产生过多的民俗偏见,也是感性的,也是情绪的,排斥的:就像我老觉得我那个蒙古族民族的文化好,你这个西南少数民族的不好,有点接受不了,看不惯。据我所知某一位人类学博士,在西双版纳,看到傣族人家吃手抓饭,就提出意见,说以后你们能不能改一改,这不卫生。作为人类学家这是犯了很大忌讳的,但是却真的发生了。这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的人类学者,我们年轻一代的人类学者、民俗学者到了现场对异质文化是指手画脚的。要掸掸灰尘坐下,不敢吃人家的东西。可是我们注意到,有些老一辈学者,坐到那里,没有任何厌恶的感觉,该吃就吃。刘锡诚先生主持的广西三江侗族的考察,侗族喜酸,人家用最高贵的酸鱼招待我们。腌了20年的酸鱼是最呛的,打开了罐子以后,是满屋子的臭,我们简直不能生存,这是我说的歧视性的话。但是,芬兰著名的民俗学家劳里·航柯高兴地吃、拍照,他说:我们芬兰150年前的祖先——芬兰渔民——就是这么吃的。我这才开始吃,那时我不排斥。第一,鱼,蒙古族是不能吃的,那是神,从小不能吃鱼。螃蟹是鬼,更不能吃。何况酸鱼、臭鱼更不能吃。但是我还是吃了,吃了,作为一种田野作业的重要体验。这是两个角色的重合。在田野作业中要克服民俗偏爱或民俗偏见,这两种观念都是不科学的。

    下面,简单罗列一下在田野作业中民俗本位偏见的严重弊害(这是我作为一个老人应该嘱咐的):一、调查作业的观点很可能偏离。二、调查作业的指导思想很难端正。你带着框框去的,在当地人眼里,你是异类,人家不会跟你贴近。三、调查作业的鉴别很可能失真。四、调查作业的事实可能遭到歪曲。五、调查作业的评价难以准确。六、调查作业的结论不可能客观。七、调查作业可能引出歧视性的后果。

    重在体验的入乡随俗是民俗本位偏见的克星。一个民俗学工作者,必须要严格地控制自己,敦促自己入乡随俗。这种入乡随俗不是客串的,而是投入的,要住在那里,而不是简单地走马观花,像访贫问苦一样,像我们每次扶贫,到了人家给一个红包那样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随俗,这种随俗要让自己慢慢沉浸进去,把自己的角色转换,由客位变成主位,有了感情,对异质民俗也就有了偏爱。这是民俗学者、人类学者逐渐要达到的境界。坚持入乡随俗的体验法,就像我说的要尝酸鱼,努力去吃,不要呕吐。这样,可以增进对多元民俗文化的自观感受和客观尊重。人类学犯的最大忌讳就是他观性,以为自己是客观的,自以为自己的论述都是客观的。其实他是用异样的眼光在品评人家,而不是自观自察。我们需要把角色转到自观。在现场,提醒自己:此时此刻,我就是彝族的;此时此刻,我就像一个傣族人。尽管不是太像,也要尽量像,好能感受人家信仰为什么那样虔诚,为什么吃这个,为什么做那样,从而增强田野作业的科学准确性。

    二、坚持运用民俗学方法入乡随俗的参与法。在现场,虽然我们也拍照,但那是旁观者照,而不是参与进去。首先要参与进入,把所有的活动要参与到,特别是接触到民间信仰时,一定要参与进去,你不跪下你就不知道那种情感,你无法用拍照拍出那种心灵的震撼。坚持入乡随俗的参与法。可以提高对多元民俗文化的认知水平,增长多元民俗文化的丰富知识,从而保证田野作业的全面科学质量。

    这是我大体上要谈的,要注意角色的转换,注意真正进入体验和参与。更高一层的是要实践和实验。我举例说一下,1979年,全国文代会期间,我在语言学院跟两位日本年轻学者去呼盟(呼伦贝尔盟、现在的海拉尔)草原调查。事先,我的准备是穿上自己民族的服装准备回乡。他们的准备是这样的(照片1)。他们两个人弄了好多笑话,人家还不认同。我在那里是如鱼得水,这就是主位和客位不一样。接下来是1981年9月,我指导日本民俗学研究生在内蒙乌盟草原进行田野调查时,坚持入乡随俗的体验法,请大家看一下(照片2),我们到了乌盟草原的一个喇嘛庙,跟活佛一起出来,现在是我的两个学生,一左一右,把我绑架似的,这两个里面,大家看一看,哪个是蒙古族,哪个是日本人——不都是蒙古人。这边是我带的硕士研究生,是日本北海道大学的山下纪久枝,这个女孩子粗通蒙语,但是具有非常明显的日本大和民族的特点。这次去调查时,我说你不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因为这个地方暂时还没有开放,还没有对外,所以她是以蒙古姑娘的身份去的,全程她都参加了,包括喝奶茶,祭敖包。 当地的首长穿的却不是蒙古袍,活佛迎接我们时穿的是一身干部服,这是很著名的活佛,我们的好朋友。这是内蒙古大学的教授,这是我的蒙古族学生托娅,辽宁大学毕业的。(照片3)直到这时候谁也没看出来(她是日本姑娘),但是后来,欢送宴会以后,蒙古人唱歌欢送,临上车的时候,活佛说了句话:“乌巴克士,我看这个姑娘不是中国人,不是蒙古人。”他说他发现了这个姑娘喝奶茶的时候,不是盘着腿,而是双腿跪着,拿袍子苫着腿,从一个动作发现她不是。我没关照到,她完全用日本人习惯稍微偏着这么一点,两条腿跪着。这个动作被看出来,活佛说她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蒙古人。

    1981年,我带学生去草原体验牧歌习俗。这边一大圈人,我们一个一个在那里跟牧人一起唱。1987年,又到鄂温克族地区,重点调查萨满,这我就不细讲了。讲一件事,这件事是在三江侗族,这是中央电视台给我录下来的,那时侯我没有照相机。1986年4月8日,阴历二月三十,马日,吉祥日,中芬联合考察采风队抵达广西三江侗寨进行田野调查。这次是大型的、官方的,主要主持策划的是刘锡诚教授,他是这次联合考察整个项目的总头,当时他是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常务副主席。我是作为第一采风队带队人,第二采风队是马名超先生带领。我们到侗寨,入寨就有麻烦。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现在,县长都出来,官员都出来把人迎接进去。那时候,我们庞大的一个车队,到那以后,谁也没告诉。侗寨的人出来拦门。请大家注意看图片,(照片4)这是男歌手,中央电视台照的时候没照到女歌手。他们大唱《拦门歌》,摆了一溜长凳,每两个长凳中间夹着草把,这是危险信号:来了“坏人”了!要求唱歌。这是劳里·航柯教授,这是贾芝先生,这是一个侗语翻译,这是三江县的宣传部长。当时我们非常为难。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是侗寨自己(想出来的),现在大概都没有了,现在有也是形象工程了,是官员指挥了。侗寨男女青年就拦住不让入寨,当时要求回答。我们想了半天,贾芝同志说:我朗诵一首诗吧。你到那里朗诵诗!我说:贾芝同志这不好使,你那延安诗人到这儿没有用,人家想要你唱歌。最后想了半天,选了我,还有马青,宁夏回族姑娘,她唱一口好“花儿”。她说:乌先生啊,咱们两个唱花儿吧。(我说唱花儿)《牡丹大令》。这就唱《牡丹大令》。唱完《牡丹大令》以后,人家说:哼,驴唇不对马嘴。还是不行,进不去。这就是《拦门歌》,要求来人唱《开门歌》。不唱是不行的。最后经过翻译,他们都唱着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来干什么。把这个问清楚了之后,我就开始唱《开门歌》了。(开始,起调)(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录象,给了我几张照片。)起调之后,唱: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啊,我们不要你们的牛,也不要你们的羊啊。我们是来偷你们的歌呀,看你们的舞啊(最后结尾的时候这样唱的)——这就是我的所谓体验法、参与法的公开例子,不是吗?这已经有点官方了,不是真正悄悄地进去。最后就这样,还是有效果的,一片掌声中,说:开门。大开寨门,把我们迎进去。最后一直走到寨中心,最德高望重的寨老出来接待了。(照片5)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我想说的是,这尽管是一个官方性质的采风,我们还是悄悄去的。

    这张图片是又过了20年,2006年春天,在湖北宜昌土家族地区,就是考察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萨叶尔荷”,就是“打丧歌”。也去了长阳,听长阳歌。去了以后,寨子里面正在跳丧。我是直接去找到老艺人,跟老艺人接着对子跳,(我有40多个分解的照片)打对手、转背,连续跳了几场。这位老艺人比我小4岁,我没留胡子,很遗憾。

    这些方法,我的学生基本上都用了。我的学生去庙会找巫婆的时候,跟巫婆一起跪下,她用这种办法取得巫婆的信任。这倒不是技巧性的,而去体验他们为什么这么虔诚。然后巫婆把所有的东西告诉她。这样的例子很多。

    我在东北几个地方调查萨满。色音博士看到的那个蒙古“博额”(蒙语巫)等等,这些是蒙古族的。我自己打了酒,去了以后跟他们一起喝酒,喝完酒之后,跟他们一起跳,我虽然不是真萨满,但是真要穿戴上萨满服装,手敲神鼓,嘣嘣作响。大概还能乱真,也能口吐白沫。就是你要研究这些东西,你就得真正地投入,这个时候他才跟你说真话,有几个神灵保护他,他才能告诉你深层次的东西。所以,我讲的是原始的方法。今天,当然我也拿着现代的摄像器材去采风。但是我认为,最原始的方法依然是最基本的方法。

    谢谢,请大家多批评。

                                                                        (杨秀根据录音整理)

 

 


 

  文章来源:选自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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