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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田野调查与大理古代社会的重构——“西南田野的当地经验”北大讲座录之一
  发表日期:2008年1月10日  共浏览1382 次       【编辑录入:ms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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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田野调查与大理古代社会的重构

——“西南田野的当地经验”北大讲座录之一

张锡禄

 

我希望大家热爱这个事业,要像热爱你们的爱人一样终身与之相伴。

 

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来到了北京大学。1995年,康奈尔大学请我到东方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我待了一个学期,我也在那里做讲座。当时在座的都是老外,当时就想,我应该有个什么时候,也把我自己辛辛苦苦调查出来的田野经验,讲给我们自己的学生,10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来到北大了。在讲座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1966年,我初中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我们只能离开学校,再没有上学的机会了,我只读到初中就没有读了,但因而我也有了永远念不完的书。

人类学有100多年的历史,是由洋人提出来的。100年前的大理是洋人眼中的大理,50年代是费孝通等社会人类学前辈眼中的大理,现在则是我们白族人自己眼中的大理,到第三个阶段,人类学在大理生根,我们自己研究自己。在座的王建民老师的《中国民族学》必没有写到local people的研究,我就谈一谈我这个local people如何做研究。

    1977年,我到大理州制药厂当仓库保管员,有很多空余时间,可以念很多书,那几年要念马列主义的著作,念完了后,我还坚持每天学英文。我用英语在美国演讲的时候,美国人都听得懂。

    我自己选定一个路,我在大理,有南诏大理的历史可以研究。我开始发现很多学者的著作中,对大理的研究有些微的错误。包括向达先生在内,对大理的历史宏观的问题认识很正确,但是对微观的问题也有一些错误。于是我自己给自己立了个课题,研究南诏与白族文化。首先我是仓库保管员,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开会,时间不多,于是每年放假,我就有目的地下乡。有一年过春节,我跑到鹤庆寻找大理国高家的一本家谱,就是那本极有价值的《鹤庆高氏家谱》,方国瑜的《云南史料目录丛刊》都提到过这本家谱。现在的研究者一提到大理高家,我的文章是必须要用的。当时我就把身上仅有的20几块钱给了那家人,于是我就没有钱坐车回家了。我遇到了一个认识的司机他说春节刚开张,免费载人是不吉利的,但是他知道我是做学问的,还是免费把我载了回去。有一年“五一”,有两天的假。我到北汤天,我知道那里有家祠碑,文革他们怕被破坏,就用牛屎、石灰涂上去,保存了下来。我把它洗干净,拓下来,发现董家的父子连名制,共有21代。

    这个碑文的资料可以印证历史记载的南诏父子连名制,我找到这个碑,不得了。我写了文章,寄到北京给詹承绪看,1982年,詹承绪亲自到大理来,我亲自带他去看这块碑,他说完全正确,然后就请我去西宁开会。我是一名制药厂保管员,去开民族学的会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我们厂长就说,我让你去,你把我们厂的宣传资料带过去,随便发发。我也就因此去开了当年的民族学会,那个时候开会要交论文,我们单位找不到打字的,就请一个朋友帮忙,他的老婆会打字。可是他们说,星期天他们要买煤,没有时间。我就帮他们买煤,于是她就帮着把稿打印出来,复印了250份。

    到了西宁去开会,我穿了件烂衣服,不像今天还可以有条领带来系着。宾馆守门的人不准我进去,后来我只有打电话给会务组。江应梁、何耀华他们说,这些人简直不知道你,你是很重要的。你来云南民族学院我家里,我给你一些书,你拿回去好好念,你会成材的。

    当时,我也没有什么课题,也不评职称。我只是想把问题弄清楚。后来,我把民族学当成我的生命、终身的事业。我有个朋友,云南民族学院的教授,刚60岁的时候,退休了,把他所有的书都卖了,他说,他要好好的过了。我想不通啊。虽然我们是本地人,但收集资料还是很难,他就这样把书卖了,我很想不通。我和他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把这读书当成工作,我把它当作一生的事业。即使我死了,我也要把资料保留下来。我们大理学院招收新的老师,高校的毕业生到大理,我都问他们,是不是想作为终身的事业?我们做这个事业是很穷的,不可能发财,作学问要有事业心,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这几十年,到后来才慢慢地有些经费了。后来得到了美国露斯基金会的经费(16万美元)的资助,做云南大理佛教的课题,当年基金会就给了我一台电脑,领导说要安全局批示才能用,这台电脑就在仓库放了两年,直到两年之后才拿出来用。后来,大理申报了一个关于宗教的课题,这个课题何耀华做组长,我做副组长,很多人不满意了,就说,州长都不做组长,张锡禄凭什么做组长?但是老外都知道,you  are  an  important  man!因办他们到田野做调查,都要我的资料。此后我做研究的经费就越来越宽裕。有老外问我需要不需要经费,我就说“I need!”但是很多课题,不是看钱的,我都自费,我去喜州镇开会,我自己掏钱下去,我和当地的领导说,我来,不要什么,你们给我买两个喜州耙耙吃就可以了。

    来讲我的经验呢,首先想说的是,我希望大家热爱这个事业,要像热爱你们的爱人一样终身与之相伴。有时候也能给你带来欢乐,但是终身相伴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困难的。

    这点讲了之后,我就谈谈具体的两个问题。我的两个方向是南诏大理的历史和白族密教

    1.南诏大理的历史研究

    泰国曾经有人提出,南诏大理国是傣族人建立的国家,周总理指示云南大学来研究这个问题。昆明有很多学者在做。他们的资料也就是《蛮书》、《新唐书》、《旧唐书》、《南诏德化碑》,这些学者的材料不及我的丰富,我关心的是国际上最重要的问题,南诏皇室的族属。泰国的教科书上写南诏是傣族建立的国家。要把这个问题扳过来,该怎么做?

    我就用最充足的理由,最踏实的材料,默默地做。我提到了,南诏有冠姓父子联名制,我们的彝族也有,刚才讲,董家是南诏的宗教领袖,他们家里的材料一般的人看不到。我就看到了。高家40几代,杨、赵、李、董,这些名家大姓的家谱都有。这些都是图书馆里的学者找不到的资料。

    我调查了很多年,南诏是冠姓父子联名制,我运用地方资料、田野资料(家谱),这些是大学的学者找不到的。现在我手上的家谱、碑刻是比较全的了。我参加了第四届傣学国际会议,在这个国际会议上,我宣读了我的论文《从白族家谱看南诏大理国洱海地区白蛮大姓—兼驳“南诏是傣族建立的国家论”,影响很大。马来西亚的一个学者很激动,他说100多年提出南诏是傣族建立的政权的拉古柏里不是学者。很多人争论。我就以家谱、碑刻的资料来证明,我还能说出,他们的子孙还在,张家有几代李家有几代等等。后来包括很多泰国人就说,好吧,我们再到你们大理来做调查。泰国的诗琳通公主也来到了大理。他们看到了一个老农民,我说,这个人是董家的。结果去问,他说他是第39代传人,后来一翻家谱,果然谱中有记载,是南诏宰相(清平宫)的后裔。他们气冲冲地来,后来终于信服了。白鸟芳

,(东洋史专家)也来大理,看到了家谱,亲自见识了南诏皇室的后人,信服了。

    后来泰国前后4次派专家来考察,每次来,我都不说话,我就请他们看实物,以事实说话。现在好了,我们有人从泰国买了20几本教科书,发现他们已经改回来了。他们把我的两篇论文也收在《中泰关系研究》上面。那次会议里面,我的论文是很重要的一篇,这是美国学者的评价。我的那篇文章,有稿费,400多块,是当时我10个月的工资。我就是认认真真做调查,在关键的时候说出关键的话语业,该与国际接轨就与国际接轨。所以,白鸟芳郎给我的书再版写的评语,有很高的评价。何耀华评价也很高。

    2.对白族宗教的调查研究

    另外,我做的第二个工作,就是对白族宗教的研究。

    要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它的宗教。如果你不研究他的宗教,那么对它的历史文化是讲不清楚的。

    白族的本主,是村寨的保护神,它的级别很低,相当于村长。一个村寨的本主,别的村寨就不知道了。这就必须一个个村寨调查。过去很多文学家感兴趣的是本主的故事,我的调查研究不一样。我用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方法,我画了很多图,关于本主庙的坐向、哪一尊本土在什么地方等等。我在采访的时候,都把采访人的年龄、采访的时间真实地记录下来。我拍了很多本主神的照片,里面的格局、对本主的故事、禁忌等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客观的研究,一点都没有我自己的观点,完全是真实的记录。我的腿是残疾的,有时候我就骑单车,到乡下去,有一年是冬天,风也大,上坡的时候,我一只腿不能用力。就在骑车的过程中,我有新的思维在不断地浮现。我发现,苍山东边高,西边低。苍山西边的村寨年代古老,还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东边的则比较年轻。我就把苍山、洱海之间划出了4个年代分期,写了篇论文,《苍洱之间环境的变迁》,有人说,云南有两篇最重要的文章,滇池的是方国瑜的,洱海的是张锡禄的。我的文章对有关洱海的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了寻找大理的本主庙,我跑遍了苍山洱海,大理的本主庙有人值班,是老奶奶怕别人破坏本主庙,掌管了初匙,在喜州有一个年轻人和我同去,第二天就说,他不去了他晚上一睡觉就梦见本主了,因此他妈妈就不让他去了。于是我就自己一个人继续寻伐。我带着相机,一点一点地记录,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我写了论文,有人说我的研究很重要,除了李一夫的,就算是我的了。这也算是为今后高层次的人来做这个研究,画一个导游图。

      我在宗教方面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研究密宗。大理佛教里有密宗,或者叫密教,当年石钟键《喜州访碑记》对此有过研究。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说这个问题的人多,没有人好好地做。昆明有些权威学者就把大理的佛教定了个名称叫“滇密”,我就不同意。我们知道云南的密教有两个系统,中甸有藏密,大理的密教与藏密是完全不同的系统,元代的碑里提到只有白族人信仰密宗,其他人都不信,因此称“滇密”不合适。我将其称为“大理白族佛教密宗”,白密。我自己就创造性地用了这个名字。宗教的教义是什么呢?我就到了凤仪北汤天,那里有碑。上有佛教的宗旨,记载有阿吒力(僧人)。大理明清时期的佛教,有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是其中重要的一本,写有几十位高僧。我在调查碑刻的过程中一共找到过260多位阿吒力,有名有姓,弄清了元代以来僧人的人数,这些在史料上的记载不多,不到十分之一,90%都是从田野中得来的。我写了《大理白族佛教密宗》。这本书出来以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特别台湾大学中国文化研究的课程,把我的书《白族佛教密宗》作为必读书。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高兴。

    3.对马帮的研究

    在古代西北主要的运输方式是骆驼,西南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帮。马队有人管理,就形成了马帮。1938年,滇缅铁路开通,云南马帮从此消失。我20年前调查的时候,大量的马锅头还在。马锅头,就是马帮的头领。当年马帮盛行的时候,马锅头他们最北到拉萨、印度,最西到缅甸对各地的马站熟悉地倒背如流。他们赶马的时候唱山歌,就是赶马调,有很多爱情方面的内容。对马锅头采访后,赶马调的磁带我录了好几十盘。我就搞了个《赶马调》,被评为云南省文学艺术政府奖的一等奖。

    我采访的一个老马锅头,他能把沿路的历史、迁徙说得清清楚楚。他结过9次婚,他还懂中草药,有一次采访的时候被狗咬,他用一把草药就治好了。我请他到我家吃饭,喝醉了他就开始唱,我就录音。可惜我没有时间了,不然我就做一部口述的缅甸移民史。他对从云南到缅甸一路的山山水水、道路都很熟悉,知道缅甸的那些商铺啊什么的,都是谁谁谁开的,开了几代。

    现在缅甸的那些学者,一拨一拨的来找我,我们博物馆的人都说,看衣服的人来,都知道是找张锡禄的。研究马帮的意义在于,把云南人开发历史弄清。10年前,我与云南春城晚报的王明达合作出版了《马帮文化》,受到极高的评价。

    下面我讲讲大家最想知道的事情,就是白族的婚姻家庭制度。

    4白族的家庭婚姻制度

    白族社会是个立体社会,怒江的“勒墨”人只信鬼,不知道佛,他们的语言里面没有这些词汇。我20多年前到他们那个地方去调查,那个地方非常落后。那些人保持了古代婚姻关系的遗留,至今盛行堂兄弟姐妹结婚。到了洱海的喜州镇,出现了大的商帮集团,在东南亚已经有了大宗的生意往来,他们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开有商号,现在那里的白族民居已经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喜州有了资本主义的原始形态,但是勒墨人也是白族,但却很落后、原始,因此白族的社会是立体的。在婚姻关系里也表现出这样的立体。

    喜州有个“绕山林”,是原始婚姻制度的残余,我学了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后,就去看看,人家说,那里有原始的婚姻制度。他们是白天在那里烧香、拜佛,有个大的本主庙,叫“神都”,人们在那里唱民歌。我不仅看白天,还看晚上。晚上,年轻人都到那里,一对一对的,到夜里2, 3点就有好几百对。河边沙滩上都住满了。有一个老头说我今年75岁,我来绕山林已经76年了。我在我妈妈的肚子里就来了,我爸爸不能生小孩,我妈妈就来绕山林,绕来绕去就绕到了我。

    绕山林的时间,是农历42023日,一共3天。这里的情侣只有在这3天的时间里才是情侣。但这3天之外都互不认识。有个老太太绕了很多年的山林,她的家人都知道她有个固定的情侣。我问他的老公知不知道,她老公说,知道啊,就给她3天的时间,其余这么多年她都老老实实听我的话的。有一年这个老太太没有去,结果一年中她身体都不舒服。

绕山林是对生育制度的一种补充。在古代,婚前是性自由的,现在白族就有3天自由。女人结婚的时候把以前的男朋友诸来吃饭。来的男朋友越多,她就越得意,但是第二天见着面就再不能说话了。结婚以后绝对不能再与别的男人往来。如果她嫁的不是她爱的人,不能与爱人一起过一辈子,那么就正好有这3天的时间来补充。

“绕山林”后生下的孩子特别聪明,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本主神赐予的,“在神的名义下”          (刘铁梁:那是真正的拴孩子去了。)男孩子到了15,  16岁还不去,家长就要求别人带他去,否则觉得成长的不健康。绕山林的情侣带着稻草去,晚上人就睡在稻草上面,稻草上还要留下他们的东西,完了以后把稻草扔到田里庄稼会长得很好,云南有句俗话“宁可借人停丧,不可借人成双”,但是那3天,农家都很欢迎情侣住在家里。

    今天来讲这些东西,没有讲好,请大家批评。

   

评议与讨论

    王建民教授评议:

首先我表示歉意,因为我的阅读和调查是有限的,三位老师的大作我也都还没有拜读,以后也请三位老师有了新的研究和著作,向我通报一声。在回顾、总评民族学史的时候,我应该对这些原创性的著作给予重视,我希望能够这样的机会把这样的成果充实进去。我想这对于学科的发展也有启示。听了教授的演讲他的田野经验,非常生动。我想有几点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性:

第一点就是我们研究的原创性。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的确也去过了田野,但到了那个地方,并不是说是自己在作田野。我们到了当地,主要是在搜集文献资料,回来后就开始写论文,没能像张老师这样长期在村庄中,能够非常深入地一家一户地走,一块一块碑地看,一份一份家谱的收集,一个一个人的访谈。这种经验对我们做人类学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下去做田野,也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必须要呆多长时间,也不能说,时间没有呆够就不让你毕业。美国有些学校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是,所以我们很多人在田野中呆不住。现代社会外面冲击很大,人的欲望也在膨胀,呆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呆一、两个星期还可以,时间长了,就呆不下去了。这样的话,我们的学科如何发展?老师的这种作法,给我们一个榜样踏踏实实一个一个村庄去调查才是人类学的正路子是我们学科的基础。我想,作为学院派的老师和学生,大家都很明确这个道理,只是说起来很容易,可是实践起来就很难,正儿八经地做的,很少。

    第二点就是关于文献资料搜集的问题。我们一般搜集现代人的研究著作,更进一步大家会注意史料,就是已经出版的、成书的著作,但其实文献并不是退的,对碑刻、家谱、契约一类的东西我们应该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里。在查的时候,一些零星的碎片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以往看书,是正式出版社出版的,但是张教授的研究,让我们知道,除了正式出版物之外的文献的搜集是很重要的。

    我想说的第三点就是,在一个地方的田野做久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以往认为的一个民族或是一个族群的历史和文化表述的虚伪,张教授特别提到白族中间文化化的多样性,我们在写一个区域的文化的时候,会把它写得很有特点,结果写出来的文化的内部的差异性就没了。好比是白族,整个白族的本主崇拜,我们都认为是一个样。还有白族的婚姻制度,也是一样。虽然都叫做白族,但他们内部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

    我想我就从张教授的演讲中得到了这3方面的启示。我主要从这3个方面说,

希望大家展开讨论,我还想有更多的机会来向张教授请教。

    刘铁梁教授评议:

    我们在2001年秋,曾请了山东鲁南的一个村落民族志的作者来做讲座。他写的是《红山峪村民俗志》,当时钟敬文先生非常认真、非常高兴的主持了他的讲座。钟先生的作法,今天王铭铭教授又在北大做同样的事情,他请来了这些过去我们不太认得的、长期在地方从事田野调查的教授前来作报告,我想,不管他们的学术背景如何,都反映了中国学术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实际上人类学、民族学都一样,如果没有大量长期在地方上坚持调查研究的地方学者的坚实的经验,我想我们的学问在高校是无法生存的,过去我们有个误解,认为学术必须在高校,一定要在学校的学科建立上来探讨学术史。刚才王建民教授也说他孤陋寡闻,其实呢,我们的学术永远无法把很多很多的在默默地作贡献的地方学者的著作和成就包纳进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内容都包容进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作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史,我想我们能够创立一个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要这样做到是很困难的。我们必须知道,很多默默无闻的真正作出贡献的研究者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研究者应该心中有数的我想我们不仅是在学术史二要记住他们,我们在所有的研究中更多地是在学术研究上更加主动地和他们接触。我们的学术是一种合作关系,如果没有合作,学术是作不成的。王铭铭比较早地注意到个人的学术生命史,这是一个多级的构成,不存在级别高低。长期对当地调查的人对这个地方的真相才有发言权。王铭铭在对学术的追求中,对求证特别重视,正是王铭铭十几年来对求真和实证的追求,才促成了今天的报告会。刚才王建民教授提到了原创性,其实这也是对本真的追求。刚才讲到绕山林,我就想到,“私生子”,在当地文化中,有没有“私生子”的概念,有可能在这个文化里面根本没有私生子,绕山林从概念上否决了私生子,似乎是说,绕山林的时候生的孩子具有神性,比平时生的孩子还更重要,或者他们好像故意告诉人,他们有避孕的措施。我一直怀疑这种说法。我在广西作调查的时候,广西的白裤瑶他们就讲他们有内部的避孕的秘诀,是不外传的。可能他们强调情感的交流,弥补正常婚姻生活之外的情感需求。他们不一定非要去生子,或者非要有性生活,但总之,没有人真正地去调查,去把这件事情弄清楚。我们有很多文化一直在运行,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向外人解释清楚的欲望。学者就望文生义,浮想联翩。对西南民族的文献记载也很简单,“野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不清楚,就是要像张先生这样如实调查,不能让真相失传。我这是对王建民的意思的一点补充。王建民教授说作田野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找典型。我们在田野的时候,总是说这个地方不典型,因为我们头脑里已经有一个典型存在了。其实这也不是个典型不典型的问题,我们与长期对当地调查的人相比,我们与对调查对象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我们带着北京是中心的感情进去,一定要把人家想象得多荒蛮,想象云南是边睡,可是人家云南的人认为在他们的生活中,人家有自己的东南西北的方向的,有人家自己的中心,他不会以为北京是中心。所以我们很多人在田野中待不下去了,他最大的苦恼是那个地方不典型,是因为这不是他在书上看到的典型。我们心中已有了一个想象的典型,那样我们在田野很难忍受,觉得格格不人,从而否认了差异性。

    岳永逸:

    您在当地是个非常有影响的研究者,我想问的是,你的著作在当地调查人当中有什么反响?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你的当事人是怎么回应你的研究成果的?

    张锡禄:

    我们当地人可以说都特别爱我的书,我出了8本书,从来没有书销不掉的感觉,马帮文化那本书,已经销得一塌糊涂了。我写的东西,他们都很喜欢,曾经有位老先生把我的白族文化那本书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了,后来在他们那个地方修本主庙的时候,他把他的名字列在第一个。我写的话被他们广泛地运用,我曾说,白族在解放前已经部分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这不是我们的耻辱,这是我们的骄傲,因为每个民族都要向前看,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和老外打交道了。后来我出去吃饭,人家都说,你这句话最解放思想。所以这些人是通过我的书来看他们的文化

    岳永逸:

    你调查的情侣,这些老太太他们对你的研究有什么反响?

    张锡禄:

    我的这部分调查成果,由于涉及到他们的儿女,所以我没有发表。

    潘蛟:

    我想提几个问题,您提到本主庙,是不是本主庙掌握钥匙的都是老奶奶?

    张锡禄:

    我们大理很奇怪,90%的都是老奶奶在管。

潘蛟:

    另外白密与本主有明确的界限吗?是不是要制度化些?这些活动是不是主要是男人管?

    张锡禄:

    白密是佛教的东西,层次更高。白密的知识文化的掌握者主要是男人管,但是主要吃斋念佛的都是老太太。

    潘蛟:

    我还有两个问题。刚才谈到父子连名制,白族历史上行火葬吗?你刚才谈到洱海苍山之间的民族分布问题,原来有个说法,白族这边是滇,洱海这边是邛都,那么白族就是以洱海为中心,滇这边被认为是比较文明的,这在实际上是怎么的?

    张锡禄:

历史仁记载,原来的邛都,在今天的西昌一带,在唐宋时,今天的西昌都是归南诏管,现在划给四川后,和云南有割不断的关系。西昌有大量的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密宗的痕迹,有碑,历史土曾经记载过,那里曾经有白族,但是没有明确的农耕和游牧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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